在银行业，合规从来不是新话题。从监管评级到内部审计，从“三道防线”到责任追究，每家银行都建立了完备的合规管理体系。然而，一个令人深思的现象普遍存在：制度越建越多，违规却屡禁不止。这种“合规困境”的深层症结，表面看是制度执行不力，实则是政绩观的偏差。当“存款规模”“利润增速”“市场份额”成为压倒一切的指挥棒，合规便退居为“只要不出大事就行”的边缘角色。这种矛盾，正是合规文化难以真正落地的病灶所在。
政绩观偏差与合规文化的博弈
银行业传统政绩观的核心特征是“短期可度量”——存款、贷款、中收，这些指标清晰、可量化、与薪酬直接挂钩。而合规的价值恰恰是“负向呈现”的：它不直接创造利润，而是防止损失。这种不对称导致“政绩悖论”：合规做得好，看不出业绩；合规出了事，才凸显价值。合规文化由此被异化为“纸面合规”：制度上墙、台账齐全，但真实的业务决策中，合规考量往往让位于业绩冲动。
当监管出台新规或发生重大风险事件时，银行便启动一阵“合规风暴”：全员培训、全面自查。这种“应激式”管理，将合规异化为“应付检查”的临时任务。其深层逻辑仍是政绩思维的投射——上级要看到“动作”，下级就制造“痕迹”。合规文化建设被简化为“有没有开过会”“有没有签过责任书”。在错误的政绩导向下，合规往往被“外包”给合规部门——业务部门只管冲业绩，出了问题则由合规部门“把关”或“背锅”。这种“合规孤岛”现象，本质上反映了“重经营、轻管理”的政绩观。
正确政绩观与合规文化价值重构
正确政绩观的核心，是处理好“显绩”与“潜绩”的关系。显绩是看得见的业绩增长，潜绩则是打基础、利长远的制度建设与风险防控，“潜绩”是最大的“显绩”。合规恰恰是最典型的“潜绩”——它不张扬，却是银行行稳致远的根基。一家银行真正的竞争力，不是某一年的利润高增长，而是在经济下行周期中仍能保持资产质量的韧性。树立正确政绩观，意味着建立“长期主义”的评价体系，让合规的“潜绩”被看见、被尊重。
正确政绩观引领下的合规文化，不应被理解为对业务的“束缚”，而应重构为对业务的“赋能”。合规的本质是识别风险、为审慎经营提供决策依据。当合规真正融入业务流程，它不再是“说不”的挡路石，而是“如何更好说行”的智囊团。从“成本”到“投资”、从“刹车”到“导航”，合规文化的价值升维，需要银行管理层真正理解“合规创造价值”，让合规从边缘走向核心。
合规文化的最高境界，不是“不敢违规”，而是“不想违规”。前者依靠制度威慑，后者依赖价值认同。正确政绩观为这种内生转型提供了伦理基础。当银行自上而下形成共识——短期业绩不能以牺牲长期信用为代价，个人政绩不能建立在机构风险之上——那么合规就不再是外部强加的义务，而是内在的自觉追求。
构建“价值—制度—行为”三维驱动模型
（一）价值层：重塑合规评价的“政绩坐标系”。首先，银行要解决“指挥棒”问题，要重构绩效考核体系，使合规的“潜绩”显性化、可量化；可建立“合规价值积分卡”，将主动识别重大风险隐患、提出制度优化建议、监管检查零缺陷等正向激励与晋升、评优挂钩；同时，引入“合规资本”概念，对合规记录良好的经营单位给予更高的业务授权。此外，银行要实施“一把手”合规述职制度，分支行负责人年度述职中合规履职须占三分之一以上权重。
（二）制度层：从“流程合规”到“实质合规”。制度建设的要害不在“多”，而在“准”和“实”。银行要推行“制度生命周期管理”，每项制度出台前进行可行性评估，并定期开展“制度体检”，清理冗余、冲突的规定；同时，建立“合规容错清单”，区分“违规”与“失误”——对主观恶意行为“零容忍”，并对创新业务中因经验不足导致的程序瑕疵，给予整改机会。同时，银行要建设“嵌入式合规中台”，将合规职能嵌入重点业务全流程，让合规人员成为“坐在会议室的合作伙伴”，从物理上打破“合规孤岛”。
（三）行为层：让合规成为“肌肉记忆”。文化的最终落脚点是行为。银行要打造“合规叙事工程”，系统收集、传播“合规故事”——既有坚守底线避免损失的正面案例，也有一念之差身陷囹圄的警示案例。同时，银行要实施“合规影子计划”，新员工跟随资深合规官工作一周，沉浸式学习风险识别与决策博弈，并建立“合规积分兑换”机制，员工日常合规行为——主动报告隐患、提出风控建议——均可获得积分，兑换培训或假期，使合规从“抽象要求”变成“可感收益”。
银行经营的是信用，管理的是风险，而合规是信用与风险的基石。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合规文化建设，本质上是一场价值观的回归——回归金融的本质，回归经营的初心。当合规从“紧箍咒”变成“护身符”、从“成本项”变成“竞争力”、从“要我合规”变成“我要合规”，银行的合规文化才算真正落地生根。而这，需要以正确政绩观为指引，久久为功，静水深流。
（作者单位：中国农业银行河南省分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