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代表、北京证监局原局长贾文勤： 完善投贷联动机制 引导金融资源流向科创领域
开展投贷联动业务对引导金融资源更多流向科技创新领域、畅通“科技—产业—金融”循环具有重要意义。在贾文勤看来，当前投贷联动业务开展仍面临诸多难点。受投资机构信息共享与协同意愿不足、科创企业信息可信度及治理水平不规范、政策支持体系不完善等多重因素影响，业务推进存在明显阻碍。
为此，她建议，建立投贷联动业务标准化合作平台，推动私募基金管理人通过标准化接口与银行共享关键信息；建立常态化交流与培训机制，促进银行与私募基金管理人建立长期稳定合作关系；健全银行与投资机构收益分享机制，明确银行通过认股权等参与超额收益分配的权利；同时，推动银行构建科创企业专属信用评级模型和风控模型，更多地关注企业成长潜力；设置长周期考核体系，细化尽职免责制度，完善多部门协作；引导私募基金管理人建立标准化投研体系和风控流程，并推动提高科创企业信息透明度；推动科创企业规范公司治理和财务管理，主动通过第三方机构验证企业技术优势、商业模式等“软实力”，降低投融资双方信息壁垒。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进出口银行北京分行党委书记、行长刘亚：常态化发行专项债 支持中小银行可持续发展
中小银行专项债自2020年创新推出，2023年进入集中发行阶段，2024年逐步收官，为中小银行开辟了市场化资本补充新渠道，期间共有597家银行获得专项债注资，其中农合机构547家、城商行50家，取得了较好的政策成效。
实践中，多个省份依托中小银行专项债，推进地方法人银行改革重组、组建省级城商行与农商银行，统筹推动全省金融体系风险化解和改革发展，推动财政与金融协同联动，更好地服务区域重大项目、加大“三农”领域与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优化信贷资源配置，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成为落实地方发展战略的重要金融保障。
刘亚认为，为进一步提升中小银行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可考虑在国家金融监管部门的指导下，以省级为单位常态化发行中小银行专项债，协助中小银行构建资本补充长效机制。
全国人大代表，厦门国际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王非：构建差异化竞争的中国特色银行体系
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如何构建中国特色银行体系，提高我国金融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王非提出三点建议。
一是构建分层有序、差异化竞争、优势互补的银行体系。明确给予不同类型银行差异化目标定位，健全差异化准入政策、评级指标、考核导向等制度机制，形成多元化、多层次、多渠道的金融组织体系，引导各类银行发挥比较优势，开展差异化金融服务，避免无效“内卷”。
二是营造公平包容的政策环境。进一步推动政策从“奖机构”向“奖业务”转变，对各类型银行给予一视同仁的奖补政策、结构化货币政策支持。
三是加大对地方中小银行的政策支持与指导。宏观政策和地方扶持协同发力、提前发力，因地制宜、因行施策支持地方中小银行发展。探索“一行一策”监管思路，支持地方中小银行特色领域的产品创新，搭建特色产业金融对接机制，支持地方中小银行在优势赛道和本地特色产业精耕细作。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民银行参事魏革军：为实现经济社会目标 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3月5日提请审议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把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物价合理回升作为货币政策的重要考量，灵活高效运用降准降息等多种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使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增长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
在魏革军看来，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是把促进经济稳定增长、推动物价合理回升作为重要考量，同时加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深化货币调控机制和传导机制改革，并更加重视预期管理。这体现了货币政策的连续性和一致性以及强化政策治理的要求，货币政策将更加有为。
从改善融资结构的角度看，魏革军表示，近年来，中国人民银行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科创、中小微企业、消费等领域的支持力度，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推动信贷结构有所优化；同时，通过创设支持资本市场的货币政策工具、推出科创债等，促进了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协调发展。今年实行的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将围绕经济发展主要目标任务，创设工具、优化管理，在动态发展中改善融资结构，进一步提升金融服务质效。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刘尚希：让财政与金融“两个轮子一起转”
“十四五”期间，财税体制改革聚焦“国家治理基础”定位，实现了从“管理”向“治理”的跃升。五年间，全国财政规模随着经济上台阶而扩大，支出结构进一步优化，国家财政的民生导向更加鲜明。
与此同时，金融体制改革紧扣“服务实体经济”根本宗旨，展现出前所未有的系统性与开放性。近年来，金融部门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推动货币政策框架更加灵活精准、金融“五篇大文章”全面铺开，支撑了新质生产力培育。人民币国际化实现新跃升，跨境支付占比稳步提升，中国在全球金融治理中的话语权显著增强。
刘尚希认为，“统筹”二字是这一轮改革的鲜明特征。财税与金融在宏观调控中形成了强大合力，财政扩张有金融政策配合，金融稳定有财政资源支撑，政策协同效应充分释放。在他看来，站在“十五五”规划谋篇布局的新起点，我们更应坚定信心，继续以系统思维推进深层次改革，让财政与金融“两个轮子一起转”，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不竭动力。
全国政协委员、恒银金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江浩然：数字金融正从“工具替代”走向“生态重构”
随着AI技术深度渗透金融领域，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的底线问题愈发凸显。针对金融智能终端的特殊性，江浩然提出了更为前置和严格的监管设想。他表示：“需要加强前置审核，在金融智能终端进网许可阶段重点关注截屏、模拟点击等系统级权限使用情况，构建智能体服务备案管理体系与动态审计机制。”
在更宏观的数字金融生态层面，江浩然敏锐地观察到，数字金融正经历从“工具替代”到“生态重构”的深刻变革。在这一过程中，金融科技企业与传统银行并非此消彼长的竞争关系，而是价值共创的合作伙伴。
“当前，数字金融正从‘工具替代’走向‘生态重构’，金融科技企业需与银行等金融机构深度协同共建安全、普惠、可持续的数字金融生态。”江浩然提出，技术研发必须向“需求导向”转变，例如“结合区域经济特点与金融机构业务需求，开发定制化解决方案，比如联合研发训推一体机、AI端侧服务器等产品，满足银行场景化、定制化服务需求”。
站在2026年的新起点，江浩然呼吁，要推动产学研用的深度融合，完善数字金融法规体系，明确数据采集、使用和流通的合规标准。最终要实现技术创新与制度规范协同共进，构建安全、普惠、可持续的数字金融生态，助力新质生产力培育和科技型企业的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