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代表，人民银行沈阳分行党委书记、行长付喜国：建议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
近年来，随着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发生重大变化，金融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党中央、国务院对人民银行的职能也进行了相应调整。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人民银行沈阳分行党委书记、行长付喜国认为，现行法律规定已经不能适应经济发展和人民银行履职的客观需求，建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进行修改。
谈及具体修改举措，付喜国提出多方面建议，分别是确立人民银行宏观审慎管理者的法律地位；完善监管职能体系，强化履职法律基础；强化金融违法行为规制，完善相关法律责任。
付喜国表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经验进一步表明，作为中央银行，需要站在宏观调控和宏观审慎管理者的高度，统筹协调整个金融市场，构建逆周期调节和穿透式监管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他建议，进一步健全完善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发挥中央银行在加强逆周期宏观审慎管理中的主导作用；明确人民银行履行宏观审慎管理职责的政策工具，提高人民银行在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的手段、政策和工具方面的独立性和灵活性；进一步建立健全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以加强逆周期调节和穿透式监管为重点，健全相关政策工具箱。
新“三定”方案对人民银行相关业务职能进行了调整，在付喜国看来，现行中国人民银行法在人民银行实际履行职责时，存在一定法律障碍和阻力。他认为，应完善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三十二条规定的检查监督条款，增加对征信管理、金融业综合统计、支付结算业务检查监督权的相关内容。同时，还要健全“三个统筹”职责及相关监管规定。
在行政处罚方面，付喜国认为，要综合考量违法行为性质、社会危害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调整金融违法行为的处罚幅度，可以考虑增加其他设立规则。对情节特别严重的违法行为可以加重处罚，形成有效震慑；在法律责任部分体现责任体系的完整性；增加违反支付管理、征信管理、金融统计管理等应承担的法律责任；根据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调整设定行政处罚种类；增加行政相对人拒绝配合监督检查和行政调查义务的相关法律责任。
全国人大代表，湖南财信金融控股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程蓓：建设普惠金融大数据中心
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长期以来受到各界的广泛关注。针对这一问题，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湖南财信金控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程蓓建议，以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为抓手，建设涵盖企业、金融、政务、市场等多方数据的普惠金融大数据中心，以破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程蓓建议，在监管的统一指导下，着力建立普惠金融大数据中心，将普惠金融大数据视为传统借贷信息之外的征信“替代数据”，助力信用体系建设。
她表示，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均需通过资金实现，而资金流动又需通过银行账户体系来实现，因此，全面整合企业分散在各金融机构的收支流水数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提高“长尾客户”征信数据完整性，对于银行授信决策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她建议由国家相关部委以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为抓手，建立“以企业银行账户为核心、以支付结算为手段、以收支流水数据为基础、以金融科技为驱动”的企业收支流水大数据平台，同步联合全国一体化融资信用服务平台、数据交易所，共同组建涵盖企业、金融、政务、市场等多方数据的普惠金融大数据中心。
全国人大代表、中原银行董事长徐诺金：尽快出台普惠金融促进法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中原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徐诺金建议，尽快出台普惠金融促进法，明确普惠金融需求者和金融机构作为供给者的权利与义务，明晰金融管理部门和各级人民政府引导、激励、评估和监督等职责及权力。
具体而言，徐诺金建议将普惠金融纳入政府公共服务体系，保障弱势群体权益。县级以上地方各级政府探索将促进普惠金融发展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建立推进普惠金融发展的目标责任制度，对地方政府特别是市县政府推进普惠金融情况进行考核和监督，推动形成各司其职、政策协同、多方发力的普惠金融共建格局。切实发挥好各级政府在统筹规划、组织协调、均衡布局、政策扶持等方面的引导作用，组织和动员社会力量，向农村地区、弱势群体延伸金融服务，做好产业规划，推进金融与产业的融合。
其次，建议明确金融机构权利与义务，激发内生动力。明确金融机构享有服务对象真实完整信息获取权，以及用于商业可持续发展的合理贷款利息、服务费用的获得权，有权公平享有普惠金融发展的国家优惠政策等。
再者，建议明确正向激励与保障，构建良好制度环境。一是激励政策。用好政策工具，做好发展普惠金融差异化监管的引导和激励；安排普惠金融专项资金，完善农业保险专项补贴机制；健全相关税收扶持政策。二是风险补偿。建立健全普惠金融发展风险补偿、财政奖励等机制，完善相关融资担保和再担保机制。三是保障措施。大力推进中小企业和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健全守、失信联合激励与惩戒机制；推动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等相关法律制度；加强金融知识普及教育，将金融知识纳入学校和国民教育体系。
最后，建议提升金融科技水平，增强金融普惠性。加快推动金融科技发展，巩固增强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优势，借助大数据、云计算、生物识别等技术为普惠金融在客户识别、项目认证、风险评估等方面提供技术支持，加快推进数字普惠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银保监局党委书记、局长王俊寿：建立多部门金融风险协同处置机制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永恒的主题。完善金融风险处置机制与司法、财政、税收等相关制度的衔接，建立多部门协同处置机制，至关重要。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银保监局党委书记、局长王俊寿认为，当前我国金融风险处置机制在三个方面有待改进。具体来看，第一，我国没有专门的金融机构破产法律，《企业破产法》《公司法》及其司法解释仅规定了普通企业破产程序，《商业银行法》《存款保险条例》等法律法规对于金融机构接管和退出的规定，亦缺乏系统性安排。同时，司法程序与风险化解之间的衔接存在不少难点。第二，金融风险处置的原则应当是市场化、法治化，首先强调自救。机构经营失败成本应先由其股东承担。如何最大限度保证公共资金安全，避免风险处置过程中机构和个人形成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目前还需要进一步完善有效的约束机制。第三，目前的税收政策对于金融机构风险处置的针对性还不够强，除涉农和涉中小企业贷款损失之外，金融机构大量不良资产的处置损失不能进行所得税税前扣除，一定程度增加了处置成本，对金融机构提高自身抵御风险能力也造成一定影响。现行税收法规与行政处罚相关法规的衔接性有待进一步完善。
针对上述问题，今年全国两会期间，王俊寿提出三方面建议。一是进一步强化公检法等部门协同。建议完善金融机构破产立法。同时，以研究制定《金融稳定法》为契机，完善与金融风险处置相关的配套司法制度安排，明确金融风险处置措施强制执行的受理标准，探索构建金融风险处置民事诉讼集中管辖常态化实施机制，对可能引发的群访群诉问题建立综合协调机制。推动建立完善打击金融黑产的联合治理机制。从法律上明确股东在金融风险处置过程中的自救义务及监管部门相应权力，加大对股东占款和逃废债行为的刑事打击力度。
二是进一步优化财政、货币等约束机制。坚持关口前移，加强对问题机构的早期介入、及时纠正。在公共救助资金使用上，要兼顾维护金融稳定和防范道德风险的目标，以成本最小为原则。财政等公共资金介入风险处置时，要加强效果跟踪，建立相关责任追究机制，避免出现“无代价”使用的倾向。丰富存款保险基金在风险处置中的运用方式，避免一次重大风险处置消耗大量基金积累的情况。
三是进一步健全相关税收安排。建议优化现行税收法规与行政处罚相关法规的衔接，对于实质属于行政罚没范围的“股权溢价款”等免于征税，以更符合“实质正义”的法治要求。同时，建议出台符合金融机构风险化解特点的税收规定，扩大允许税前扣除的不良资产范围，有效降低处置成本。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创始院长连玉明：加快发展新型农村合作金融
在2023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稳定粮食生产和推进乡村振兴”是2023年的重点工作之一。
如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创始院长连玉明提交了“加快发展新型农村合作金融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提案。
连玉明认为，乡村振兴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开发性金融与合作性金融协调发展，目前合作性金融发展是需要补齐的短板。
对此，他建议，以发展合作金融为重点，促进农村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着力解决金融服务不充分、不均衡的问题；在“三位一体”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框架内，加强信用互助业务和新型合作金融创新；加强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开发性金融与合作性金融的相互支撑与协作。
全国政协委员，台盟云南省委会主委、云南省台联会长杨晓红：创新普惠金融服务模式助力乡村振兴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台盟云南省委会主委、云南省台联会长杨晓红提交了“创新普惠金融服务模式助力乡村振兴”的提案。
杨晓红表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重点，产业兴旺又离不开金融的支持。但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过程中，目前仍存在“农村金融需求发生变化但传统金融机构供给不足”“农业产业链中各方利益联结机制不健全”两方面的矛盾。
对此，杨晓红建议，要以市场为导向，创新农村普惠金融服务模式。银保监管理部门应进一步完善农业保险体系和普惠金融支持体系，统一保险保费的补贴比例并维持稳定，为现代农业产业发展的金融保险需求提供服务。加快推进“政企”联合担保融资模式，调动农企、农户从事现代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创新融资模式，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农村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加强宣传普及普惠金融知识，让农民群体认识到普惠金融的重要性，享受到普惠金融带来的实惠和便利。
同时，杨晓红建议，以稳定为前提，优化产业链利益联结机制。首先，政府加强监督管理，在平衡各主体要素收入分配的同时，保障农户的基本利益。其次，地方政府要建立农业产业链利益联结的监督与考核机制，不定期开展监督考核工作，并督促企业定期将农产品销售分红发放给农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