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合作是合作经济的功能形式之一，在我国合作经济实践中，信用合作（合作金融）既存在着短板，又存在着发展机遇。当前，我国原有农信社由于历史和体制原因，少有合作制内涵，多已转型为农商银行。近年来，有关部门和一些地方推动的“新型农村合作金融”，由于缺乏政策配套，以及资源、人才、市场空间的限制，尚未取得足够的进展。但是，问题是绕不过去的，现在只有迎难而上。
全世界的农业农村发展但凡较为成功的国家或地区，大都是以合作经济为主导的，其中包括信用合作的有效运作。欧美多是专业化的信用合作（合作银行）自成体系，如法国农业互助信贷银行、德国合作银行都是在本国和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大银行。亚洲更成功的模式则是多层次、半官方的综合农协（具有公法地位的合作社），内嵌金融功能，如日本农林金库、韩国农协银行、我国台湾地区的农会信用部。这些组织机构在当地农业农村领域具有绝对优势，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信用合作应“嫁接”社区合作与综合合作
在广义上，信用合作以及供销合作、各种生产服务合作，都是专业合作的具体形式。专业合作是相对于社区合作而言，也是相对于综合合作而言的。很多时候社区合作与综合合作是高度同构的，而信用合作是贯通各种合作的最佳纽带。
专业合作主要基于“业缘”，其在欧美专业化、规模化农场条件下，得到了长足发展。而在业务多元化基础之上，开展综合合作，共享资源与网络，其涉及客户对象高度重合，业务链条的起承转合，更便于发挥协同效应和规模优势。特别是在东亚小农社会，社区长期稳定，社区成员在生产生活上具有较多共同需求，较易形成集体行动，基于“地缘”的社区合作有其客观优势。社区熟人社会，蕴含着丰富的信用信息，有利于开展信用合作；而缺乏社区合作，合作经济只能是“无本之木”；缺乏信用合作，合作经济更是“无源之水”。
信用合作有赖于体系支持也需要行业管理
对于合作经济来说，足够的经济规模与有效的管理半径，是一对矛盾，这需要通过多层次合作体系来解决。具体到信用合作，唯有植根基层社会，才能将合作成本和风险降到最低，也有利于合作成员更多地参与管理。但是，涉及通存通兑、结算清算以及资金调剂、担保增信、品牌推广、审计监督等方面的需要，都需要联合组织的体系支持，否则，基层合作是难以为继的。银保监会曾审批成立了40多家农村资金互助社，星散于全国各地，不仅缺乏社区综合合作的基础，更没有组织体系的支持，实际上是按照银行标准去监管，只能是举步维艰。
当前，对于信用合作（合作金融）的行业管理存在缺位现象。行业管理不仅是监管，也应有促进发展的责任。1997年中国人民银行成立农村合作金融管理局，1998年更名为“合作金融机构监管司”（增加了城市合作金融机构的监管职能），2003年中国银监会成立后职能移交，改为银监会合作金融监管部，2015年又改为“农村中小金融机构监管部”，合作金融之“名”已不存。而原有农信社纷纷改制为农商银行，对于“新型合作金融试点”或“信用合作试点”，一再强调“地方政府监管和风险处置责任”。不难想见，如果一项工作在国家层面没有主责部门，地方上更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因此，不能以属地化管理为由，淡化行业管理的必要。一个可行的方案是，建立信用合作的多层次（乃至全国性）联合组织，作为行业性自律管理组织，也接受政府委托行使监管职责。这样就同时健全了信用合作的体系支持与行业管理体制。从国际经验看，合作经济的联合组织往往有其特殊地位，有些属于半官方组织。
信用合作可以不设“资金池”
信用合作无须以金融牌照为先决条件。金融的本质是信用，信用的本质是信息。如果通过组织化的方式降低了农民与银行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就有助于提升农民的信用，这其实是一个金融过程，但并不依赖“真金白银”。
合作经济组织植根基层，开展征信评级、小组联保和反担保增信，可以充当银行的助贷机构，这已经具有信用合作的内涵。如果进一步开展内部资金互助，可由银行全流程托管，从银行角度理解为一种“委贷”（委托贷款），即某个、某几个成员将自有资金委托银行贷给另一个成员。由于以上两种情况均不会在银行体外形成“资金池”，而是尽量把资金流以及相应的账户、支付、结算留在银行体系运转，避免了重复建设和无序竞争，并可以此化解金融风险的隐患，克服长期以来信用合作难以规范、难以复制和推广的困难。
从理论上说，在一个相对封闭的人群中，轮替开展互助委托贷款，经常调剂资金余缺，同样可以达到类似合作金融的效果；其不涉及机构问题、牌照问题，只作为银行在正常经营范围的一种产品设计（相对于客户，就是普通的民商事契约及其组合）。
金融科技赋能信用合作实现“弯道超车”
传统意义上的合作金融都是“资金池”模式，国外更已形成发达的合作银行体系。“资金池”模式本来是降低金融交易成本的（但是提高了监管成本）。正如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企业组织（当然也包括金融机构）是一系列契约的集合，是节约交易成本的制度安排。反其道而行之，可以将组织机构还原为契约，将复杂契约还原为简单契约的叠加，其中必然涉及交易成本的上升。
这个问题过去是难以设想的，现在则可借助于金融科技，创新产品和契约设计，优化简化流程，迅速、高效地促成交易。而利用互联网平台可望极大提升合作经济的规模优势与运行效率，银行可从支付结算入手，帮助建立合作经济的账户体系和簿记系统，促进资金分账和交易返利的便利化、规范化，从而实现数字化对于合作化的支持。这恰恰是我国相对于发达国家和地区，有望实现合作经济、合作金融“弯道超车”的地方，不再需要简单重复国外的发展路径。
2017年复旦大学首届博士后创新创业项目”三位一体合作经济的系统集成”，提出了基于区块链的信合联盟数字化架构方案。关于“三位一体”“数字化”“系统集成”的提法也为2020年4月发布的《中共浙江省委农村工作实施办法》所采用。目前，中国建设银行已在若干省份开展相关项目的实施。
旗帜鲜明大力发展信用合作
合作经济包括信用合作，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前新形势下的农业农村领域更有广泛应用前景。发展信用合作是真正在金融工作中贯彻实践群众路线，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而有效的信用合作，不仅意味着资金及其收益在当地“内循环”，还将持续积累互信，有助于不断改善社会治理，促进共同富裕。对于乡村振兴来说，更是命脉所系，因此要理直气壮高举信用合作的旗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