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农信机构在支持三农过程中，面临成本高的问题，那么，农信机构在助力供给侧改革中如何“降成本”呢？针对此问题，记者采访了研究农村金融的专家及农信系统相关人士。
在采访中，中国人民大学孔祥智教授向记者讲述了农信机构信贷服务成本高的问题。他举例说：“如给农民提供5万元贷款，需要派一名业务员进行长时间调查。调查农户贷5万元是做什么，年底能不能还，这需要一个全方位的考察方案，时间也会比较长。而贷给一个企业50万元，派一名业务员进行考察的会更简捷。因此，额度越小成本越高，农信社自然不愿给农户贷款。”孔教授认为，在国家政策上，需免除农信社给农民贷款所交的税，才能激发农信社给农民提供贷款的积极性。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农村经济与金融研究所常务副所长马九杰教授也认为农信社面临成本高的问题。马教授表示，农村金融机构须充分利用互联网创新服务降低成本。信息技术的使用，包括互联网信息的使用，可以降低银行体系的运行成本，运行成本降低了，服务的范围、质量也会提升。此外，农村金融机构本身可以利用互联网改善内部的管理制度，提高内部的管理效力，从而，决策成本就会降低，收益就会提高。
互联网普惠金融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张新福表示：面对农村金融服务三农这个“蓝海”，面对激烈的农村金融竞争，农信机构应通过普惠金融服务、支持电商下乡、支持农产品网销等方法，积极主动寻求与宏观政策的对接，争取与地方政府合作，争取政策支持。
记者了解到，农信机构开始探索“互联网+农信社”模式来降低农信社自身和三农的成本达到双赢。
在基层采访中，有农信系统人士还向记者反映，由于经济下行，有些农信机构的不良贷款在上升，服务三农的成本在上升。另外，由于农信社正在向商业银行的路上迈进，不良贷款率是其中一个重要指标，如果不良贷款上升将影响其向商业银行路上迈进的步伐。因而，他们呼吁继续实施财政税收扶持政策。一是对农信社等农村金融机构，实行长期的减免税政策，以降低支农金融服务成本。对农村金融机构接受、处置抵债资产给予免征税费，降低不良贷款处置成本。二是实施差异化监管准入要求。建议考虑农信社的业务规模、所在区域及支农贡献等综合因素，动态调整制定存款准备金率标准，不搞“一刀切”，以增加农信社支持三农的资金供给规模。
另外，一位农商银行负责人呼吁：健全合理的风险分散机制。建议加快推进农业保险进程，由财政出资设立涉农风险补偿金，同时建立涉农信贷担保机制，对农信社进行风险补偿和风险分散，解决涉农信社服务成本高、风险大、收益低的问题。完善农业保险制度，积极发展农村小额保险，扩大农业保险覆盖范围，切实降低农业生产经营风险。采取税收优惠、财政贴息、财政补助等多种手段，加大三农金融服务的政策支持，不断完善农村信贷风险补偿机制，引导金融资源流向三农领域。
对于农信社因历史留下的不良贷款如何解决的问题，孔祥智认为，对于农信社历史包袱，央行虽然置换了一部分，但这远远不够，建议国家补一部分，地方政府再补一部分，将农信社的历史包袱彻底消化掉，使其轻装上阵。孔教授还表示，农信社要想提高治理水平，还要继续在深化改革上下功夫。尽快打造现代金融企业，打造产权明晰、具有竞争力、充满活力的金融机构，健全和完善各项规章制度。另外要实现人员迅速更新。目前，农信社老龄化严重，这对农信社的发展不利，应迅速更新力量，提升软实力，保持农信社持久的活力。
全国人大代表赵应云认为，夯实金融机构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需要在金融体制改革方面下功夫。“资本是银行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事关公司治理的有效运行，对于中小银行提升抵御风险、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尤为重要。”
赵应云表示，当前一些中小银行由于区域经济转型、自身经营不善、股东违规操作等原因面临阶段性的资本不足，叠加利差收窄、疫情冲击等外部因素影响，导致风险抵御能力严重下降，有些甚至造成风险外溢。因此，亟待建立多渠道补充资本的有效机制，并以外源补充资本为切入点，不断优化资本结构，从而增强服务乡村振兴、实体经济和抵御经营风险的能力。
在加大外源资本补充方面，赵应云提出，着眼中小银行的未来发展和财务实际，监管部门应给予阶段性政策支持，指导中小银行采取定向增发等形式市场化增资扩股，实现资本的快速补充。同时，建议国家应在2020年试点的基础上扩大地方政府支持中小银行发展专项债规模和覆盖范围，支持更多的省级人民政府发行专项债补充辖内中小银行资本。
在加强内部资本优化方面，赵应云也提出了具体建议，包括：引入国有资本，支持地方国有资本以承接转让股权或定向增资扩股方式投资农商银行，构建国有资本为“基石股”、民营资本为“发展股”、内部职工为“稳定股”的互相制衡、科学有效、权责分明的资本结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