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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业数字化转型渐成趋势,农信机构面临巨大生存压力。近年来,大数据、人工智能及区块链等金融科技技术在传统金融领域被广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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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推进省联社改革 助力农信机构数字化转型

2020/12/29 作者 张正平

金融业数字化转型渐成趋势,农信机构面临巨大生存压力。近年来,大数据、人工智能及区块链等金融科技技术在传统金融领域被广泛应用,金融科技正在改变传统的金融业,“无科技、不金融”已成行业共识。

中国人民银行于2019年发布《金融科技(FinTech)发展规划(2019-2021年)》,提出加强金融科技战略部署,强化金融科技合理应用等方面推动金融转型。与此同时,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以及城商银行纷纷下沉业务重心,与农信机构抢占市场;众多商业银行积极布局金融科技,推动自身的数字化转型。国内各大银行在科技投入的占比逐步增加,大力引进金融科技人才,成立金融科技子公司。截至目前,已经有13家银行成立了金融科技子公司。在这种背景下,数量多、规模小的农信机构,如何跟上金融业数字化转型的大潮、提高业务竞争能力?笔者认为,加快推进省联社改革,发挥省联社平台优势,是助推农信机构数字化转型的一个重要方式。

值得关注的是,省联社推进农信机构数字化转型具备多重优势。其一,拥有丰富的服务经验。改革初期,省联社积极建设农信机构公共金融服务基础设施(如系统建设、人员培训等),积累了丰富的服务经验;在服务“三农”过程中,省联社积极调动辖内农信机构服务地方特色农业,积累了丰富的业务经验。其二,具备整合多方资源的潜力。省联社在与各级政府部门和监管机构对接的过程中,积累了多方面的信息和资源。在建设辖内农信机构业务系统中,省联社与各类技术公司尤其是金融科技公司接触较多,积累了丰富的技术信息和资源。省联社还可以协调整合辖内外农信机构的资源,组织农信机构间的交流与合作,助推数字化转型。其三,搭建了相对完善的服务平台。通过其强大的平台优势,指导辖内农信机构搭建平台、引进技术、开发产品,取得了积极的成效;而且,省联社已经搭建了电子银行等数字平台,可为辖内农信机构提供搭建服务平台服务。

事实上,一些地方积极探索省联社改革的同时,在推进省联社数字化转型方面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形成了不同的模式。例如,广东省联社于2016年启动了IT规划建设,先后与华为、京东金融、阿里云、中兴通讯等开展合作。从金融科技创新、数字化平台建设、风险管理,以及系统建设方面进行数字化转型,逐步形成了数字化转型的“外部合作”模式。2014年,安徽省联社开发了安徽农金手机银行APP,2015年“社区e银行”平台入驻手机银行,2017年由安徽农信主导的“金农信e付”全面推广,它将系统银行内快捷支付和支付宝、微信、银联等第三方支付合为一体,同时引入大数据技术。安徽省联社形成了数字化转型的“自主研发”模式,主导建立了信息科技、产品研发、资金清算、风险管控、教育培训等五大基础服务平台,为农信机构数字化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浙江省联社采取的则是“自主研发为主、外部合作为辅”的模式。2018年7月,浙江省联社自主研发并成功上线了普惠金融线上平台“浙里贷”,利用大数据技术,依托公积金、税务、工商、人行征信等政府公共数据。外部合作方面,2018年9月6日,浙江省联社与腾讯签署合作协议,2019年浙江省联社与中国移动浙江公司合作,2020年5月28日,浙江省联社与华为达成合作,基于浙江农信联社的实际需求和华为的优势领域,在5G、AI、大数据等新技术开展数字化转型合作。

需要强调的是,应针对省联社改革的不同模式,去寻找推进农信机构数字化转型的着力点。当省联社改革选择了不同的模式时,省联社与农信机构的关系存在较大的差异,省联社助推农信机构数字化转型的着力点必然有不同的选择。从金融持股公司模式的宁夏黄河农商银行来看,该行以资本为纽带对各县级农商银行或农信社实现统一管理,宁夏回族自治区联社再成为县级行社的控股股东或最大股东,此时自治区联社持有银行牌照,但不从事银行存贷款业务,仅参与金融市场、教育培训、平台建设等基层行社需要的共同性业务。在这种模式下,自治区联社对黄河农商银行仍有较大影响力,可充分发挥其平台优势为基层行社搭建统一的金融科技平台、建立统一的信息系统,助力黄河农商行等基层行社的数字化转型。

从金融服务公司模式来看,省联社通过至下而上入股方式组建金融服务公司,变管理性收费为服务性收费,由管理型机构转型为服务型机构;从联合银行模式来看,省联社与基层行之间的关系不再是行政管理关系。在这两种模式下,尽管省联社对农信机构的影响力会削弱,但服务农信机构数字化转型的具体方式需要协商讨论才能确定,省联社依然有较大的可促进省内农信机构在数字化转型上形成某种“联合”,形成合力发展数字金融业务。

作者简介:张正平,北京工商大学教授、博导,北京工商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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