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业数字化转型渐成趋势，农信机构面临巨大生存压力。近年来，大数据、人工智能及区块链等金融科技技术在传统金融领域被广泛应用，金融科技正在改变传统的金融业，“无科技、不金融”已成行业共识。
中国人民银行于2019年发布《金融科技（FinTech）发展规划（2019-2021年）》，提出加强金融科技战略部署，强化金融科技合理应用等方面推动金融转型。与此同时，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以及城商银行纷纷下沉业务重心，与农信机构抢占市场；众多商业银行积极布局金融科技，推动自身的数字化转型。国内各大银行在科技投入的占比逐步增加，大力引进金融科技人才，成立金融科技子公司。截至目前，已经有13家银行成立了金融科技子公司。在这种背景下，数量多、规模小的农信机构，如何跟上金融业数字化转型的大潮、提高业务竞争能力？笔者认为，加快推进省联社改革，发挥省联社平台优势，是助推农信机构数字化转型的一个重要方式。
值得关注的是，省联社推进农信机构数字化转型具备多重优势。其一，拥有丰富的服务经验。改革初期，省联社积极建设农信机构公共金融服务基础设施（如系统建设、人员培训等），积累了丰富的服务经验；在服务“三农”过程中，省联社积极调动辖内农信机构服务地方特色农业，积累了丰富的业务经验。其二，具备整合多方资源的潜力。省联社在与各级政府部门和监管机构对接的过程中，积累了多方面的信息和资源。在建设辖内农信机构业务系统中，省联社与各类技术公司尤其是金融科技公司接触较多，积累了丰富的技术信息和资源。省联社还可以协调整合辖内外农信机构的资源，组织农信机构间的交流与合作，助推数字化转型。其三，搭建了相对完善的服务平台。通过其强大的平台优势，指导辖内农信机构搭建平台、引进技术、开发产品，取得了积极的成效；而且，省联社已经搭建了电子银行等数字平台，可为辖内农信机构提供搭建服务平台服务。
事实上，一些地方积极探索省联社改革的同时，在推进省联社数字化转型方面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形成了不同的模式。例如，广东省联社于2016年启动了IT规划建设，先后与华为、京东金融、阿里云、中兴通讯等开展合作。从金融科技创新、数字化平台建设、风险管理，以及系统建设方面进行数字化转型，逐步形成了数字化转型的“外部合作”模式。2014年，安徽省联社开发了安徽农金手机银行APP，2015年“社区e银行”平台入驻手机银行，2017年由安徽农信主导的“金农信e付”全面推广，它将系统银行内快捷支付和支付宝、微信、银联等第三方支付合为一体，同时引入大数据技术。安徽省联社形成了数字化转型的“自主研发”模式，主导建立了信息科技、产品研发、资金清算、风险管控、教育培训等五大基础服务平台，为农信机构数字化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浙江省联社采取的则是“自主研发为主、外部合作为辅”的模式。2018年7月，浙江省联社自主研发并成功上线了普惠金融线上平台“浙里贷”，利用大数据技术，依托公积金、税务、工商、人行征信等政府公共数据。外部合作方面，2018年9月6日，浙江省联社与腾讯签署合作协议，2019年浙江省联社与中国移动浙江公司合作，2020年5月28日，浙江省联社与华为达成合作，基于浙江农信联社的实际需求和华为的优势领域，在5G、AI、大数据等新技术开展数字化转型合作。
需要强调的是，应针对省联社改革的不同模式，去寻找推进农信机构数字化转型的着力点。当省联社改革选择了不同的模式时，省联社与农信机构的关系存在较大的差异，省联社助推农信机构数字化转型的着力点必然有不同的选择。从金融持股公司模式的宁夏黄河农商银行来看，该行以资本为纽带对各县级农商银行或农信社实现统一管理，宁夏回族自治区联社再成为县级行社的控股股东或最大股东，此时自治区联社持有银行牌照，但不从事银行存贷款业务，仅参与金融市场、教育培训、平台建设等基层行社需要的共同性业务。在这种模式下，自治区联社对黄河农商银行仍有较大影响力，可充分发挥其平台优势为基层行社搭建统一的金融科技平台、建立统一的信息系统，助力黄河农商行等基层行社的数字化转型。
从金融服务公司模式来看，省联社通过至下而上入股方式组建金融服务公司，变管理性收费为服务性收费，由管理型机构转型为服务型机构；从联合银行模式来看，省联社与基层行之间的关系不再是行政管理关系。在这两种模式下，尽管省联社对农信机构的影响力会削弱，但服务农信机构数字化转型的具体方式需要协商讨论才能确定，省联社依然有较大的可促进省内农信机构在数字化转型上形成某种“联合”，形成合力发展数字金融业务。
作者简介：张正平，北京工商大学教授、博导，北京工商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