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技术推动下的金融创新，从某种意义上就是对传统金融机构的革命。我国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开始于2005年允许商业性小额贷款公司的试点，并在2008年全面试点，发展最高峰时达到1万多家小贷公司，贷款总规模达到1万多亿人民币。在这之前,采用什么样的模式？是福利主义还是制度主义的微贷或小贷模式。福利主义侧重公益的社会发展,通常是NGO式的给予式扶贫,机构很难持续发展；制度主义侧重商业可持续,以市场化的定价水平推动机构可持续发展,从而更多覆盖普惠金融重点服务的客户群体。不过，公益性的福利主义模式与商业性的制度主义模式，在全球半个多世纪的探索和实践中，仍然在争论，代表人物是格莱珉银行创始人、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尤努斯教授和哈佛商学院Micheal Chu教授。
2007年后不断成立的村镇银行和民营银行,以及融资租赁及保理等非银行金融机构新模式的兴起，给民间资本在更大和更深范围对我国金融体系打开了更大的门，尤其是民营的“数字”银行在中国诞生，大大促进了普惠金融的发展，让传统金融机构无法触及的“长尾”客户获得了“方便、快捷、负担得起的可持续金融服务”。因此，普惠金融就意味着要创新，任何不愿意改革，不去创新，还打着普惠金融旗号去反对和扼杀创新者，其目的就是不让别人动他们的“奶酪”，而不是真正致力于实践在金融领域的“人人平等”伟大理想。
正如2000年前，中国汽车工业被三大国有汽车厂垄断，汽车成为特权阶层和富人享用的特殊商品，平民老百姓要买汽车，也只能在早就被国际厂家淘汰的“三大件”之间选择，而且价格还比国际同类产品高出4倍。浙江台州横空出现了李书福，他坚定要造国民能买得起的汽车，并把他的第一款车吉利“豪情”定价在人民币3.8万元左右。作为民营汽车制造集团的负责人，李书福每次出席汽车论坛或会议，三大国有汽车厂的领导见到他同台，都纷纷离开席位，不把他看在眼里。但李书福立志改变中国汽车业垄断的局面不变，也因此，他成为中国汽车界的“鲶鱼”。今天我们汽车工业和市场的竞争，使汽车进入家庭，普通老百姓都能享受到优质低价的家庭汽车，从某种意义上要感谢李书福。中国金融业也需要这样的“鲶鱼”，否则，只有国有大银行的金融业，对国民经济，尤其是以乡村振兴为目标的包容性增长没有好处。
数字技术推动下的金融创新，客观上会存在着一些问题。从“长尾”客户画像上,这些数字普惠金融的客户群体,有如下特征:一是80%的有效客户学历为高中以下,这些客户主要是一些蓝领客户群体,以及稳定性稍差的低收入人群。这与传统金融以稳定职业稳定收入为服务基础的定位是相悖的。换句话说，当前传统金融的产品及运转定位是无法惠及此类客群；二是5%的客群为征信白户。我国只有9.9亿人有征信记录，缺口率达到近40%。数字金融刚好是最低成本的“信用构建”过程,美国学者伊丽莎白·莱恩博士在她的专著中指出，在安信永国际最畅销的产品就是一种500-750美元的小额阶梯式信用构建产品。
数字技术正在提高普惠金融程度，并与国内生产总值的较高增长相关,同时惠及越来越多的中小微企业及消费者,尤其在此次疫情中得以体现,不需要入户调查,不需要面谈即可以获得贷款,在疫情“大封锁”下，让小微从业人员赢得了新的生存机会.数字普惠金融不断补位传统金融,给低收入群体或者新生群体带来了福音的效用不可小觑。
金融科技在数字普惠金融的边界延申的作用及效果不可限量,但越是如此,越是要做好以下两点:首先，金融科技要主动做好客户赋能和客户教育,“坑蒙”逻辑及“玩转”概念思维是“自杀”行为,特别是针对中低收入客群,让用户具备一定的金融分析诊断能力,自我判断产品的匹配,不能盲目性地进行金融申请及使用;其次,增加社会影响(SOCIAL IMPACT)考核。金融科技不能只是用市盈率、估值等指标对企业评估，需要引入社会影响指标,比如金融对就业、复工、扶贫、生态、节能、环保、家庭、传承、教育、能力及社群等的影响。这些指标能够让金融科技机构更加丰富多元。
总之，普惠金融，尤其是数字技术推动的数字普惠金融在我国发展已经让全体人民受益，也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要使中国数字金融与普惠金融健康可持续发展，仍然需要政策制定者和监管者以及市场主题和行业研究者的共同努力，尤其是普惠金融的主战场农村地区，还需要继续创新。
本文作者：林建雄，资深小微金融专家 刘澄清，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秘书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