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很多有关诚信的谆谆教诲，如孔子曰“民无信不立”；孟子认为“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墨子则坦言“言不信者，行不果”；倡导“知行合一”的王阳明，在其思想体系中，有关“诚”的本体论，“立诚”“思诚”的修养功夫，更表现出一种追求“至诚”的境界。
传统文化影响商业模式与行为
就像一个人不能脱离社会而生活一样，普惠金融不能独立于经营对象和市场环境。毋庸讳言，在当下的社会中，诚信风气还需大力提倡，金融诈骗需要严加防范。为此，金融机构在推进普惠金融时，需要考虑当地的风俗习惯、社会氛围以及诚信体系是否建立。
普惠金融的终极目标是促进包容性增长，实现在金融面前人人平等，在传统信贷理念、方法与监管框架下，金融服务还存在盲区。面向微型企业和脆弱群体的微型信贷造成的不良贷款，金融机构不应该把他们直接列为“老赖”处理，而是要给予区别对待。如果不是恶意逃费逃债，就应该给予一定的宽限与容忍，与其开展普惠金融型信贷服务，不能按照传统银行的做法。因为，在没有信贷服务之前，金融机构与普惠金融客户之间如同“水和面粉”的关系，一旦达成交易，就不分你我，就要与客户一起成长，这才是普惠金融的真谛。
“以客户为中心”和与客户共同成长的理念，不仅要体现在金融机构的战略规划层面，更应该体现在金融机构的各个方面，包括风险治理以及普惠金融信贷流程中的贷前、贷中与贷后的管理。如何进行催收？不良和逾期及坏账如何处理，体现了一家金融机构的商业文明与商业伦理。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和后疫情的新常态下，如果把欠款几万元的客户都告上法庭，法院也不堪重负，也有可能让一些新的微型企业主和弱势群体被金融机构排除在外。如果这样，普惠金融战略就前功尽弃了。因此，面向千千万万小微企业主与中低收入群体以及弱势群体，尤其是面对贫困群体，金融机构在推进普惠金融体系建设，应促进乡村振兴与包容性增长，乡村治理与乡村文化复兴，尤其是儒家思想与诚信文化的发扬光大。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厦门大学校主陈嘉庚就为后人树立了一个感人的榜样。1903年，陈嘉庚的父亲在新加坡的企业破产，新加坡的法律规定：“父债子免还”，但以信誉为重的陈嘉庚却立志代父还清欠款。在陈嘉庚看来，信誉比金钱更宝贵，而诚信立本让陈嘉庚之后能够在商界大有成就，无愧于“华侨旗帜，民族光辉”的称号。
普惠金融要考虑地方特色与民情
普惠金融重视机会平等,其重点服务对象是小微企业、农民、城镇低收入人群等弱势群体。许多农商银行、村镇银行以及其他中小银行都觉得普惠金融很难做。通过笔者在泉州农商银行的调研发现，“说的都是问题，做才能找到答案。”普惠金融不能只喊口号，而是要“撸起袖子干出来的事业”。
新华社9月21日刊发题为“贫困户还贷记”的报道中提到，福建省闽清县省璜镇全镇现有75户摘帽后继续享受扶贫政策的建档立卡户，其中44户办理了45笔扶贫无息贷款。截至目前，已有14户全额还清了15笔贷款，其余30户均偿还了部分贷款，并表示将如期全额还清贷款。有位建档立卡户说：“我们自己也要勤劳，养羊、种地、打工，样样都干。我们知足、感恩、讲诚信，有了钱就把贷款还清了，不拖欠。”
乡村治理与文化重建是乡村振兴的关键，其核心是具有“初心和使命”感的人才培养。我国农耕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其背后蕴含着先哲“天人合一”的伟大思想。文化产业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部分。我国很多村庄有几百年上千年甚至数千年的历史，至今保存完整，注重发挥好德治的作用，推动礼仪之邦、优秀传统文化及法治社会建设相辅相成，是普惠金融促进乡村振兴与美丽乡村建设最终成功的关键之一。文化遗产传承与旅游文化产业发展，英国等欧洲国家及日本值得借鉴。
乡村振兴与包容性增长不仅可以稳固扶贫成果，更是国家未来发展的战略纵深，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是抵御外部压力的上上之策。
作者简介：
刘海翔，厦门华厦学院教授、前麦肯锡资深专家
刘澄清，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秘书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