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20多年探索与实践，尤其是近五年来国家普惠金融战略的实施，普惠金融已由新鲜概念和口号逐步转化为服务千千万万小微企业、中低收入及弱势群体的伟大实践。
普惠金融的终极目标是促进包容性增长，实现在金融面前人人平等，而不是片面的“贷贷贷”，也不是“又普及又优惠”，更不是“先普及后优惠”的金融。它是在传统信贷理念、方法与监管框架下，金融无法服务那些没有获得金融服务或者服务不足群体的金融创新。服务这样特殊企业和群体，金融“大水漫灌”反而达不到预期的效果，需要通过完全竞争与技术进步，尤其是数字技术，让金融服务不再“难和贵”。
普惠金融是从微型信贷与微型金融演化而来的，无论是格莱珉银行的“小组贷款”模式，还是安信永的“个人贷款”模式，抑或是当今数字金融银行（互联网金融银行），过去半个多世纪，面对这一群体的金融服务，都遵循财务绩效与社会绩效的双重目标。中国的发展也应该与国际接轨，遵循这样的原则。在新冠肺炎疫情和后疫情时代，推动普惠金融事业不仅是中国也是国际社会的重要议程。小微企业及中低收入群体，尤其是偏远乡村的农户与家庭，受疫情影响更大，金融健康堪忧。对于这样的特殊群体，不是把钱贷出去就了事，而是要识别出谁是真正的客户，了解客户的需求和短板，发掘他们的潜能，开展适当的客户教育与赋能，与客户一起成长。
多年前，银保监会就发出，我国广大的农村是普惠金融主战场的判断。因此，无论是政策还是市场潜力，农信系统不仅是过去60多年农村金融的主力军，在新的时代，农信系统也应该是国家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双轮驱动战略实施的有生力量。然而，过去十年，尤其是近五年，我国数字技术推动的金融创新与发展日新月异，农信系统在市场与技术竞争中是否能够保持农村金融的主力军作用，需要行业政策制定者和监管者、研究者与市场主体，在同一平台上平等分享、交流与讨论，达成共识，共同推动。
近年出台的很多国家政策，例如乡村振兴战略、数字乡村计划等，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后，我国经济内循环日益向纵深发展，对农业农村领域的投入日益加大。促进经济发展，农村金融机构也能得以健康发展。在此背景下，农信系统是有机会再次发展壮大。
然而，推动农业农村进一步发展的难度较大、成本较高。而农信机构自成立以来，经历六十多年风风雨雨，是最熟悉农村地区客户和市场的金融机构。为此，笔者认为，监管政策的制定要有差异化，监管框架要符合或者至少能接近国际普惠金融监管框架。例如，设定适合的KPI和激励机制，鼓励农村金融机构参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与落地，促进包容性增长。
另外一个未来可能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农信机构治理结构上要做好对高管，尤其是机构主要负责人的监管。比如，要推动乡村金融或者普惠金融，县乡村政府机构和农村金融机构的主要负责人应该要具备数字金融等理念。我国发展微型金融与普惠金融，不缺资金，但缺乏能力。比如，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各地是否推出了对返乡农民工群体的金融服务？这不是通过现有的服务就能解决的，而是需要农信机构以客户为中心，为客户赋能，真正了解客户需求，但给客户赋能是烧钱的活儿，需要地方政府的参与和支持。另外，面对日益激烈的同业竞争，农信机构要找到自身与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全国性股份制银行及国际银行的差异化优势。不要担心竞争对手多强大，关键是为自己培育出有粘性的客户，与客户一起成长，这正是微型金融与普惠金融的魅力。
要相信“看不见的手”的力量。市场的事情归于市场，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以及金融科技公司，他们都知道如何去开展业务。政府需要做的是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和适当的监管，促进行业自律，推动客户保护与赋能。我国有14亿人口，是全球最大的单一市场，但仍然有6亿人口，月可支配收入不到1000元人民币。如果通过普惠金融及乡村振兴，促进包容性增长，提高这6亿人群的收入，中国的市场潜力将不可同日而语。中国的普惠金融事业前景非常广阔，尤其是广大农村市场，是天然的数字金融与普惠金融发力的市场。只要肯深入研究，主动创新，与客户共同成长，再加上数字化，乡村振兴、美丽乡村建设与包容性增长指日可待。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秘书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