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一个农民。生于1950年11月，几乎与共和国同龄。
读初中时，父亲学习成绩很好，数学、物理、化学等课程经常接近100分。可是，随着爷爷在文革中被错误地划为历史反革命，被迫从中学教导主任的岗位上退下来，开始回到老家务农。近6年的艰难岁月，父亲的学业也彻底结束了，从此失去了经由读书改变命运的机会，成为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父亲几乎没有跟我们提及这些不堪回首的往事。只是有一次，父亲跟我说：“我们这些人是吃了亏的。”这轻描淡写的话，饱含了父亲内心多少的辛酸和无奈啊！
父亲年轻时的农村，如果能够掌握一门如裁缝、木匠、篾匠的手艺，就掌握了一项生存的技能，也就能改善家人的生活。父亲的姨父在乡里的基建队任木工组组长，于是父亲便央求姨公收留他，到基建队做工。父亲便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在基建队边做工边学木工。父亲善于学习，做事细心，绝不马糊。平常他注意观察，看师傅们怎么画线、怎么锯木料、怎么凿洞、怎么合理使用木材，遇到不懂的地方，就虚心请教师傅。我小时
候经常看到父亲做到很晚才收工，遇到一些做不好或不容易处理的地方，他会吃不好、睡不好，冥思苦想，想方设法攻克难关，尽量把家具等做得既美观，又耐用。父亲告诉我们说：“有时甚至做梦都在想怎么解决问题，怎么把活儿做好。”村里曾有人说，“我看村里做的房门及木窗户，田丁（父亲名字）做的最结实、最好。”
那时农村请个师傅做木工，都要买些好点的菜来招待。父亲知道主人家赚点钱都不容易，通常很少去吃荤菜，每餐只是动两三下筷子，以便让主人家的荤菜可以吃长些时间，省些钱。父亲给别人做木工，经常干到很晚才回家，便照顾不了家里的农活。他常跟母亲说，“拿了人家的钱，总想帮人家多干一些活儿，免得人家说闲话。”平常村里人的凳子、家具、农具等什么坏了的，只要拿过来，父亲都是免费帮忙修好，从不收钱。
1997年，我考入广州一所大学读书，每年的学费餐费及零用钱，花费大概8000元。在当时，这对于内地农村家庭是一笔巨大的支出。前几年，母亲才跟我透露，当时父母种上十多亩水稻、棉花，养猪、养牛，父亲还要外出做木工等，父母即便把此前的所有积蓄全部垫上，再加上每年的收入，供我读大学都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为此，父亲曾经和母亲商量，如果实在钱不够，就计划把我们的两间楼房卖掉，供我读完大学。我听后，心里感觉很惭愧。自己当时也理解父母赚钱不容易，在大学也省吃俭用，可没想到父母为供我读大学曾经面临如此大的经济困难。但是，他们只是默默地自己承受，一分钱掰两半花，却从未在我面前提到过。
虽然家里经济条件一般，可父亲从来不是一个把钱看得很重的人。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一天，我们家的一只乳猪被路过的一辆货车碾压死了，讲来讲去，母亲及同村人都要求赔偿35元。可货车司机坚持只赔30元。父亲觉得这样僵持下去也没多少意思。于是，他就把司机叫到一旁，偷偷塞给司机5元，说：“你拿着这5元，凑起来给我老婆，就这样。”也许，父亲自己曾经历苦难和不公的淬炼，他才更能理解别人的不易和难处，从而用温情和宽容去体恤他人的艰难和困境。
（作者单位：江西新余农商银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