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农村金融机构主要以农村信用体系建设为抓手，发掘和对接乡村市场金融需求，巩固并强化农户群体信用意识“，信用乡（镇）”“信用村”“信用户”等应运而生。然而，长期以来，无论是监管部门还是金融机构，对农村信用体系建设的作用评析往往都还停留在宏观或定性层面，缺乏微观和量化的测算。本文以安徽广德农商银行信用体系建设为例，就农村信用体系建设提出部分针对性建议。
实例概述
为最大限度保证科学性，充分降低地理位置、经济水平、主导产业等客观因素对于样本数据的干扰，本文特地选取了广德市同一乡镇下两个位置相近，地形、产业、人文近乎相同的行政村作为分析样本：誓节镇茆林村与誓节镇红应村。茆林村常住人口 3703 人，2016年获“信用村”授牌；红应村常住人口2080 人，尚未参与“信用村”评定。两村居民主要从事行业同为白茶等经济作物种植。
本文以获评“信用村”的茆林村作为了主要分析对象，并进行了其授牌前后的纵向对比；随后还选取了尚未获评“信用村”的红应村作为参照对象，进行了横向对比。
存在不足
虽然本文始终本着求真务实的原则，在可控范围内打造了茆林村、“对应村”两个理论上可以等同的数据样本，但仍旧存在以下不足。
（一）数据深度不够。茆林村授牌前后贷款余额、户数对比中，拟合曲线仅通过前3年数据模拟得出，潜在误差较大。如能获得授牌之前的 10 年数据，将大大提升拟合曲线的准确性。
（二）样本预处理简单粗放。将红应村各项数据乘以相应常住人口之比后作为“等同”茆林村的“对比村”，并未考量土地面积、原始经济基础等重要因素。在茆林村与“对比村”的贷款余额对比上，如能通过调整“对比村”权重系数（即前文中的1.78），将两者的初始金额至于同一水平，将更能够客观展示“信用村”授牌对于贷款余额增长的刺激作用。但考虑到权重系数 1.78 的调整将同时作用于“对比村”贷款户数，造成不可控影响，故未让茆林村同“对比村”初始贷款余额位于“同一起跑线”。
（三）对比样本数量太少。时间、成本允许的情况下，应建立更多对比系列。受限于广德市下辖面积和乡镇数量，文中并未能找到更多适合作为“对比村”的参照对象，导致分析的全面性有所不足。
（四）演算深度欠缺。限于研究能力与数据体量，案例分析局限于统计结论，欠缺演算深度。如果样本数据能够进一步扩充，例如能够获取茆林村授牌前后各10年的数据以及红应村对应年限的贷款数据，通过求方差等方式将“信用村”授牌的刺激作用进一步量化展示，而不局限于简单的求差、求百分比。
对策与建议
在“信用村”驱动下，乡村与银行的共赢生态正在悄然成型，基于此，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一）“信用村”授牌不是“万能钥匙”。“信用村”授牌能够更快逼近行政村的贷款余额上限，但并不能突破上限。在其他经济因素相对稳定的情况下，“信用村”对于贷款余额增长的刺激作用将会随着年限而不断淡化，所以金融机构在农村信用体系建设上切忌“一授牌了之”，而应多在强化消费类贷款、细化贷款品种、主动助力新型产业上下功夫，才能为贷款余额创造新的持续而稳定的增长点。
（二）“信用村”应当作为提升农村金融知识水平的切入点。“信用村”对于促进信贷资金投放、刺激农户贷款意识觉醒的作用可见一斑，对于扩大金融服务覆盖面、可得性进而践行普惠金融的重要意义也同样不容置疑。对此，广大金融机构应当抓住契机，以惠民信贷为切入点，在为广大农户提供一揽子现代化金融服务的同时，以征信知识为重点，同步宣传反洗钱、反假币、反金融诈骗等内容，助力缩小城乡金融知识水平差距。
（三）正视“信用村”利率倾斜。创 建“信用村”对于乡村市场客户的益处是显而易见的，而对金融机构的最终收益也是有所保障的。由案例分析可知，茆林村授牌之前户均贷款余额始终低于10万元，授牌后则立即突破10万元；红应村自始至终户均贷款余额都未突破 10 万元。以 2018 年数据为例，茆林村户均余额 12.77 万元，是红应村户均余额9.35万元的136.58%。对金融机构而言，只要“信用村”茆林村贷款利差（投放利率减去资金成本）能够达到“非信用村”红应村的73.21%，就能够实现相同的单户贡献率，加之“信用村”建设对口碑建设、不良清收等工作带来的正面促进作用，“信用村”创建中相应的利率倾斜对金融机构来说是有益无弊的。综上，农村金融机构应当正视“信用村”利率倾斜，最大程度“让利于民”，进一步助力打造双赢局面。
（作者单位：安徽广德农商银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