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天地同庚，像宇宙一样壮丽。我辽阔、美丽、历史悠久，像诗歌一样引人入胜。我是山西的母亲河，也是山西最大的河流、黄河的第二大支流——汾河。
从混沌初开时起，由于受到吕梁山、太行山等构造体系的影响，在一连串地堑盆地中发育成河，自北向南纵贯大半个山西，穿越吕梁山脉与太行山脉、太岳山脉构成的两大峡谷地带，流过太原盆地、临汾盆地。一直把生命所必需的血液——水，带给人们。我的水流，不仅为他们止渴，也使他们得以蓬勃发展，摆脱求生的原始奋斗，转而致力于经济、科学和艺术。因此，我葱翠的河谷创造了灿烂的流域文明，哺育了三晋文化，河川中流淌着是一部分生生不息的三晋文明史。
我从忻州市宁武县管涔山雷鸣寺奔腾694公里注入黄河，越过忻州、太原、晋中、吕梁、临汾、运城6个市中的41个县（市、区），为山西古老文明的兴盛提供了资源。早在春秋时期，人们就开始规划我两岸的土地，公元前128年，河东太守建议在我的下游修渠开河，灌溉河津、荣河一带滩地。年复一年，这些我灌溉的田畦，土地肥沃，作物茁壮成长。
我从源头流入黄河，沿途接纳大约100条脾气迥异的支流。我年轻的时候更长更大，后经喜马拉雅山的运动，首尾均遭夺袭。
我是文明之母
沿着我永恒的两岸，在我的河滨城市，也许就是历史创造的地方。我作为黄河流域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距今10万年前，从旧石器时代的“丁村人”，到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龙山文化，各种类型丰富繁杂，时间序列非常完整。尤其是龙山文化白燕遗址，位于我的支流乌马河北岸的台地上，是“龙山文化白燕类型”的命名地。传说中的唐虞之时，台骀和大禹就曾在这里治水。《尚书·禹贡》中有较为明确的记述，“既载壶口，治梁及岐，既修太原，至于岳阳”，这里到处都留下了大禹治水的踪迹。
山西的历史悠久，早在180万年前，这块土地上就繁衍、生息着中华民族的祖先，他们创造了绚丽多彩的远古文化，也为后代留下了范围广大、内涵丰富、特征鲜明的文化遗迹。从人类的出现到国家的产生，在这里形成了绵延不断且自成一体的石器文化展园。如位于运城市的西侯渡文化遗址，不但是迄今所知中国境内最古老的一处文化遗址，也是世界范围最古老的文化遗址之一，这里不仅有大量的古脊椎动物化石，还发掘了32件石制品，从而也证明了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应用石片技术的国家。
丁村文化遗址，位于临汾市襄汾县丁村附近的汾河沿岸，距今约10万年，是山西地区旧石器时代中期最为典型的文化遗址。丁村遗址是迄今在山西地区最早发现人类骨骼化石的文化遗址。1954年发现了3枚人牙化石、2枚臼齿，属于同一个体，死者大约为十二、三岁小孩。1976年又发现一块两岁幼儿的头顶骨化石。丁村人门齿呈铲形，舌面不如北京猿人复杂，顶骨壁较薄，其体质特征较北京猿人有明显进步。由此说明，丁村人与北京人以及蒙古人种有明显的亲缘关系，但比北京人更为进化，已经脱离了猿人阶段，是介于北京猿人和现代人之间的人类，属于人类学上的早期智人。
我是历史的见证者
我的河谷和山西人民欣欣向荣，见证朝代更替，起起伏伏，西周初年周王室为了巩固其统治，大力推行宗法分封，周成王封他的同母弟叔虞于古唐国。叔虞死后，他的儿子燮父即位，改国号为晋，从此始称晋国。晋国自西周初年立国至战国初年三家分晋，历时600余年，由一个“河、汾之东方百里”的小国，发展成为“挟天子以令诸侯”一个半世纪的霸主之国，创造了光辉灿烂、丰富多彩的晋文化。
晋极盛之时，疆域有今山西大部地区、河北西南部、河南北部和陕西的一角。春秋后期六卿逐渐强大，国力日渐削弱，至公元前376年为韩、赵、魏三家所瓜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战国时期，出现了许多著名的学者和思想家。诸如子夏，继承和发展孔子学说，首创学术自由、兼容并蓄的新学风，在继承和传播儒家学说的过程中，适应社会发展，儒法兼用，培养出著名的法家人物。
山西由于特殊的地理条件，从汉代起，就是民族斗争与融合的主要基地。民族融合为隋唐的强盛赢得了保障。唐太宗李世民起兵太原，建立了大唐王朝，由此，山西被唐太宗认为是“龙兴”之地，一直把山西作为唐帝国的腹脏地区，封太原为唐王朝的“北都”“北京”。有唐一代，山西一直以其特殊的地位和发达的经济、文化称著于世。尤其是到了明代，山西的商业迅猛发展，曾领全国之先。特别是晋商十分活跃，威震海内外，其足迹东出日本，北抵沙俄，开辟了著名的万里茶路、草原丝绸之路，最著名的是山西票号，可谓中国金融之鼻祖。到了清代，晋商足迹进一步遍布天下，形成乔、常、曹、侯、渠、亢、范、孔等晋商八大家，此外还建有许多商业会馆，如山西会馆、山陕会馆等。
然而，到了近代，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之后，山西的经济、文化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人水关系
人与水的关系是人地关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客观存在的一对矛盾体。这对矛盾体的关系是不断发展和变化的，不同时代，人类在对待人与流域关系问题上所持的观念与方式是不同的。古代，人类对河湖是敬畏和顺应，通过随处可见的河神庙、湖神庙、龙王庙，以及祈雨的祭祀活动就可以反映出来。近现代人类通过大量兴建的水利工程，实现对流域的支配和利用。未来，人与流域应该和谐相处，建设流域的生态文明，是二者关系发展的必由之路。
几千年来，我由于南北跨度较大，受气候、地形等综合因素的影响，年降水量的空间分布差异很大，表现为降水量变化的梯度很大。北宋以后建立的太原城，地势较低，横向紧邻我的岸边，东西两山的山涧洪水汇入我的出口在此汇流，防洪形势十分严峻。
宋天禧二年，距离太原城建立短短36年的时间，太原城就多次遭遇我的侵袭。从此便走上了漫漫防洪之路。其间，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之一的平遥古城墙也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防洪排洪的作用。当暴雨成灾，河流泛滥，洪水淹没田野，涌向县城时，因有坚固的城墙，城外的人口在洪水到来之前进城躲避，关闭城门，把洪水挡在城外。在平遥双林寺有一幅绘制于明天顺五年的壁画，壁画上平遥城墙雄伟壮观，外波涛汹涌，汪洋浩淼，而城头却旌旗飘扬，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城内丝毫没受水患的困忧。
众多的湖泊和泉水的出露曾是我的不同面貌，境内“湖荡菏泽遍布，山泉涌流”，“泉水之盛，自古有名，文献中一般将这些山泉、湖泊作为八大风景加以记载。但这样的美景如今已难以再现，兰村泉、晋祠泉等泉水的消亡就是明显的例子。1949年以后，由于大规模开采煤炭和地下水资源，我的中游地段出现地质灾害的频次与危害程度不断扩大。目前，山西省的采空区面积已经超过两万平方千米，占全省国土面积的12.8%，因此经常发生大面积的土地塌陷。而地下水资源被过度开采，太原的地面沉降已经相当严重。另外，还有土地盐渍化、泥石流与滑坡等现象相继出现。山西境内尚有大小湖泊十四、五个，到唐代只剩七个，宋代还剩三、四个，现在汾河中游的湖泊已消失殆尽，仅存的运城盐池和汾河源头的天池，面积仍在不断缩小，水位也显著下降。干旱加剧了生态系统中水资源的缺失，水分的缺失加重了干旱的程度，使旱灾发生的频率加快，流域生态系统处于不安全状态。
我愿意奉献自己的资源，造福人民，但人们过度开采让我疲惫不堪，我每天勤勤恳恳更新我的禀赋，源源不断地创造生命的水流，忠诚地为苍生服务。然而，我的行动越来越缓慢，修复能力也已经大不如前。我见证了山西整个文明发展史，见证了自己的一生，也想唤起人们对我的记忆与保护。我不害怕自己的苍老与衰败，而害怕人们会承受比我更多的代价与磨难。毕竟，我们是共存亡的。
